全球史与中国 | 《外来文化摄取史论》新书发布会回顾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年12月1日）

刊文记录“全球史与外来文化的摄取”学术研讨会

暨《外来文化摄取史论》新书发布会

全球史观能很好地理解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共生。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互动恰恰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就讲：“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的形成和发展，直至囊括全球。”译介工作是外来文化摄取的重要一步，它不仅将某一本特定书籍译成本国文字，更将该其承载的思想注入本国思想形态。1840年代以来，中国面对西学，只是“拿来主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策略选择，而没有像日本思想家那样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无论之于西学还是日本的西学摄取，当今国人都需要澄清和学习。借助全球史关照下的互动理论，外来文化摄取将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与方式。

家永三郎（1913-2002）的《外来文化摄取史论》（大象出版社，2017）着墨日本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反思，是《全球史与中国》丛书出版的第一种书，该丛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编，之后还会陆续出版全球史与中国论题的相关书目。北外全球史研究院联合大象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举行新书发布会，并以此为契机，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一同讨论全球史与外来文化的摄取问题。

这本书由靳丛林和张福贵两位教授领衔翻译，作为两位译者的师兄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赵京华教授转达了他们对北外全球史研究院的谢意，并指出这次重新整理翻译再版，对于当下理解中外跨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他从历史性、局限性和经验价值三方面评析了《外来文化摄取史论》一书，并对如何处理全球史这个新的学术领域提出建议。家永在日本的学术思想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外来文化摄取史论》一书作于二战后期（1943年—1945年），问世于1946年，是日本战后研究日本与外来文化关系的重要文本。但本书局限在于，在战后的大背景下，此书的写作必然立足于国史的角度和立场，显然有其日本国史的关怀，无法跳出东西方二元关系，因此和全球史的视野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样一来，如果借此再次反思全球史研究，是否也有很难跳脱出本国历史经验的问题。从产出的成果来看全球史的概念这一做法仍无法摆脱西方经验，一方面要有全球史的大视野，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落实。中国人在做全球史研究时不免掺入中国经验，势必违背全球史研究的初衷。因此，全球史研究应着眼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本书大量引用了幕末明治初年的文献资料，是进入关系史的上乘路径，对今后如何做全球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全球史是一个上位概念，如何把全球史变成真正的关系史是未来的方向；而做真正超越国别史的研究，不一定一步跨到全球，在了解自身的历史后再去做区域史研究，进而拓展到关系研究，是可行的方法。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认为全球史的方法如何具体运用到研究中去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史研究院成立三年，下设两个研究中心，概念史研究中心和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研究中心。概念史着眼于现代概念如何从西方经过日本传到中国和朝鲜，进而影响东亚整个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之从一个前现代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概念本身只是一个现象，但背后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研究是把留学史放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知识迁移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所以，如何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做一些研究，将以往的史料用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处理就变得至关重要。以往的汉学关注的是外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等等的看法，我们要做的是将汉学放在贸易史、语言接触史和留学史等等的专门史中来看待，从而把全球史真正的做扎实。基于此，李雪涛教授从外来文化的摄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目的论和工具论三个方面阐述了把《外来文化摄取史论》一书介绍到中国来的原因。“在与邻居吵架时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个人”，同理，通过观察接触外来文明冲击时的反应能更好地理解一种文明，因此，外来文化的摄取问题首先是如何面对外来文明的问题，更是如何在世界文明中自我定位的问题，通过了解外来文化的摄取过程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认为只有将外来文化纳入我们的文化，我们自身才会变得有活力。如果一种文明以一种谦虚包容的态度对待另一种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活力的，战无不胜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的单一文化认同都值得质疑，人类是通过交流而促成今天的历史。伽达摩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曾经引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话说：“我们不应把其他人只当作工具使用，而应当承认他们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把他者的文本思想内容只作为对象，诠释学的经验本质便失去了固有的光泽。如果不秉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的联系，也不可能产生学术之间真正的良性互动，实现动态转化。因此，如何接续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接纳外来文化，无论之于西学还是日本的西学摄取，当今国人都需要澄清和学习。

说到自我与他者，曾荣获201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顾彬（Wolfgang Kubin）就谈及自我与他者的定义和关系、何为西方等问题。他指出，作为一种文明的中国概念，在这一意义上讲，“内”与“外”的分野当然不是种族和血统的分野，在某种意义上，研读孔孟老庄的顾彬本人是中国人而非德国人。

要将本国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问题深入下去，就不得不考察该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个人关怀，就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郭连友教授提到，整个现代日本思想史和文明都是基于对西方的不断吸收而发展起来的。《外来文化摄取史论》一书的写作背景是所有外来文化都被阻断，整个国家极其不利；家永三郎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往何处去，回溯了日本如何通过中国儒家思想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摄取成为文化大国。作者本人是极具责任感的历史学者，不仅撰写历史书籍，还曾因“家永诉讼”轰动一时——战后他写了一本日本历史教科书并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揭露日本战争期间的劣迹，在当时的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日本自古以来一直关注对外国文化的吸收理解。比如，孟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理解和摄取的进程也经历了取舍的过程。孟子很多激进的思想在天皇统治时期得到完整的保留和接受，而到了近世德川家康时期，对孟子思想的介绍就出现了删减，江户中期前后围绕孟子思想是否应删减的问题引起了巨大争论。可以看到，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也是将其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如儒家思想中的平等思想就不存在于日本社会。日本在接受外来思想的过程中仍保留着自身本土文化固有的观念和特色，有条件的吸收外来文明。相对而言，中国则完全被儒家思想所禁锢。不可否认，日本近代以来一直都作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捷径而存在，清末很多仁人志士向日本学习，将日本消化的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当今，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有90%以上都是经过日本重新赋予含义后再次传入中国的，如“革命”、“社会”等概念。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曾派出大量代表团并留下欧美访问实录一百卷，其中有大量日记和游记还并未被译成中文，值得关注。

日本文明的确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借助外来文化，北京大学的王颂教授就指出，家永三郎提供了日本吸取外来文化的长时段史论考察，只有“和魂汉才”才有后面森有礼所谓的“和魂洋才”。中国接受西学，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中介，但中日两国取法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北京大学的王锦民副教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全球史视野的关照下，将日本纳入到与中国相互比较的框架中来看，可以带来更多思考和启发。一个有内在深层历史进步动力的文明，一定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文化，因此无论中国或日本，摄取外来文化的过程都与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相一致，但吸收的结果不同。究其原因，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中日在摄取西方文化的内容、方式以及和西方文化相接的节点都影响作为结果的现代化。中国接触西学百余年，但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还须深入，譬如现在尚不能区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西方文明中的不同意涵。不了解近代以来日本如何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就不能了解日本的现代社会，同样，如果不了解中国人如何摄取外来文化，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更进一步，如果将两者加以比较将会对整个东亚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关于中日两国在接触西方文化时的差异，中科院大学的王扬宗教授进一步指出，最初了解西学的过程其实主要是关于科学的摄取；明清时期面对西学的问题十分紧迫而重要，逼迫康熙帝本人也牵涉其中，做一了断。近代科学自明末清初已传入中国，在中国存在了三百年的时间，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产生近代意义的科学。反观近一百年，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中国科学仍滞后于世界。

最后，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试图在家永三郎的个人学术史梳理中把握他的外来文化摄取关怀。家永三郎最初成名是他的日本上古史研究，之后顺流而下，转入日本近现代史的外来文化摄取研究。这本书正作于他由保守转向激进左翼的节点之上，这时反思明治以来日本对外来文化态度，就很有意思。作为思想史家，家永将外来文化分为很多层面进行细致分析，他对于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对西方概念本身的理解都有自己的反思。有了这一背景，可以看到他立足日本国史的跨文化研究，这正是全球史视野下外来文化摄取的题中之义，全球史不是一个空洞的全世界研究，而是把研究对象置于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站立”。书中他对中日摄取文化有自己的比较。在其之后，代表性的学者竹内好在谈到中日文化近代的问题时提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抵抗式的摄取。因此可以将家永作为一个坐标，对其前后讨论中日近代化的学者论述这个问题做定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