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颂余早期山水画作品学术研讨会纪实

王颂余（1910—2005），别名王文绪、王为，祖籍浙江金华，生于天津。当代山水画家，在山水画、书法创作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天津市书协副主席、天津市美协常务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第二届中国美协理事、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分校兼职教授。中国画《把余粮卖给国家》《建设中的密云水库》《凯歌黄金路》《稻香千里南泥湾》《滦水清兮清且甘》分别入选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美展。出版有《王颂余书画选》《写意山水画法步骤》等。

10月23日上午，由天津市美协艺术理论委员会，天津美术学院科研处、美术馆，中国书画报社主办，天津金带福路文化传播中心及天津美术网协办的“刚健含婀娜——王颂余早期山水画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研讨会由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喻建十、路洪明主持，天津市美协秘书长李耀春，天津美术学院教授杨德树、王振德、霍春阳、杨沛璋，天津市美协山水画专委会主任姬俊尧、名誉主任纪振民，天津画院原副院长晏平，中国书画报社社长何东，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杨健君、李旭飞、魏云飞、方勇、闫勇，天津金带福路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张养峰等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与会者结合此次展出的王颂余早期山水画作品，主要围绕先生的艺术思想、教学思想与理念，以及外部环境对他艺术活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未参加现场研讨的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王慧智、陈福春，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伟毅，天津画院画家白鹏提交了书面文字。现将研讨内容予以摘要。

激流有声

太行写生·秋收

喻建十：作为家属，我先把王颂余的求学过程向大家介绍一下。王颂余先学书法，其启蒙老师是张君寿；后来到十一二岁开始学习绘画，老师是李石君。上世纪30年代初期，湖社画会的刘子久在天津办班，王颂余得以进入学习班，从刘子久先生学习绘画。王颂余的祖辈、父辈均是盐商，与“四大名医”之一、书法家萧龙友关系交好。萧龙友当时常给皇族看病。在与王家交往的过程中，看到后生王颂余画得还不错，他便介绍了溥心畬给王颂余当老师。这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事情。40年代中期，王颂余在与溥心畬一同办展览的时候，溥修来观展。展览中，溥修对王颂余画上的题款很感兴趣，便问溥心畬：“王为（王为字颂余，后以字行）是谁？”经溥心畬介绍，王颂余开始跟从溥修学习书法。

王颂余初中毕业之后，本想继续求学，但家族认为其应承担起延续家业的责任，因此他被迫辍学去了银行工作。上司刘季英（罗振玉女婿）看王颂余好学，便时常带他拜见罗振玉。王颂余二十来岁的时候，章太炎开办国民讲习社，他遂加入，其后几年二人多有书信往来。在银行工作期间，王颂余又有幸跟随王守惠（闻一多的得意门生，家族世交挚友）去清华大学旁听闻一多先生讲学，到后来登堂入室，时常登门问学，与之保持了多年的师生关系，一直持续至闻一多南迁。

王颂余的文史基础和学画的师承关系，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得到了呈现。在绘画技法上，王颂余是师从刘子久、溥心畬的。刘子久、溥心畬是“北宗”山水画的杰出代表，但两位画家把“北宗”所为人诟病的霸悍、恣肆、张扬都画含蓄了。而王颂余恰恰是接受了两位老师的熏陶，再加上自己在文史上的涵养，所以他的绘画虽然源于“北宗”，但画得比较文气、儒雅，全然不见单薄外露的迹象。

杨德树：王颂余先生创作这些作品是在40到60岁的时候，正是盛年。这些作品展现了其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个重要过程。王颂余在艺术上的重要特点，就是在传统笔墨规范的基础上加入现实中的个人体验。他的每一件作品都给人感觉是实地写生，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在用墨上，他采用“一笔墨”和“拖泥带水”法，有皴有擦，山水画程序中的勾、皴、擦、点、染笔笔分明。古人说：“元气淋漓障犹湿。”到现在我们看他的画还是感觉湿漉漉的。在用笔上，他特别注意透视的空间感，用自己擅长的书法用笔，中锋加使转与顿挫，使一笔下来变化丰富，且笔笔都不一样。在用色上，常常呈现出多个角度、多种墨色、不同虚实的效果。王颂余先生的山水画作品为我们当代山水画，尤其是天津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一个基石的作用。

王振德：王颂余先生早期就出手不凡，笔墨的经典性、严谨性、创造性都令人震撼。第一，王颂余的山水画是“文化山水”。近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太多，对其正能量的发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王颂余的一生都在复兴中华文化。他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文化报国理想，再加上几位国学大师对他的影响，使他具备了深厚的文化修养。第二，王颂余的山水画是“仁智山水”。在他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苟且的画，没有一幅应付之作，包括为学生画示范稿都是非常认真的。他的仁者之心、智者之心令人感动。第三，王颂余的山水画是“时代山水”。他以生活为中心，以生活为基础，临摹古人，写生创作，不断生化。他与时俱进，晚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追求重、拙、大的笔墨。同时，他还多年致力于教学研究，为天津美术学院建立了山水画教学体系。这些都深深影响着天津美术学院的后学。

姬俊尧：我是1959年入天津美术学院学习的，当时的国画教学有刘君礼、王颂余两位先生。天津美术学院山水画创作的脉络十分清晰：一条是刘君礼老师传承的张大千脉络，一条是王颂余先生传承的溥心畬脉络。两位先生是两条支流，在天津美术学院汇聚成一条主流。“南张北溥”在天津美术学院深深地扎根，同时也形成了当前天津市山水画的风格体系。现在天津的山水画家很多，我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生成自己的面貌，在山水画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纪振民：王颂余先生这一代的老师，在为人、为师、为艺上都是典范。在天津市有着一批这样的老师。这是天津市的精神财富，是天津的宝、全国的宝。我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由于工作的原因与王颂余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当时，我在天津市少年宫教课，经常是一个电话，王先生就来给孩子们上课了。他还特意让我准备一个立着的画板，方便为小学员们做示范。他指导孩子们的时候特别有耐心，完全没有架子。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霍春阳：在天津美术学院老一辈的师资队伍里面，王颂余是一位很有资历、很有学养的老先生。不论“南宗”“北宗”，王先生走的是正宗。今天看他的作品，依然感觉不过时。记得在很早之前王颂余先生搞讲座，讲的就是出新的问题。当时我非常年轻，崇尚革新，认为王老师的东西都是守旧的。可是现在看来，是我那时的认识太肤浅了。他讲的出新与别人的立场、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出新。他深厚的底蕴造就了他正宗传统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他的笔墨功夫、线条质量，是我们后人所不及的。原来我认为王颂余先生的画很理性，现在看来很感性。他画的水口是松动的、灵动的，不死板，非常活，这点难能可贵。

杨沛璋：王颂余先生说，做学问要做明白，要有自己的理解。笔墨也是如此，要讲究用笔。王先生在教学时不讲自己，而是讲用笔、用墨及结构上的规律。天津美术学院尊重传统、尊重规律的特点一直保存了下来，这一点跟其他院校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天津美术学院在中国画研究院办展览，叶浅予先生前后看了三次。那时候天津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是特别值得自豪的。其原因在于从老先生们起就形成了一种研究学问的风气，我们的教师团队是优秀的。

晏平：这是一个学术性展览，有创作和研究的很大成分。虽然大的画不多，但给人感觉非常震撼。我认为，王颂余先生的画是走在中国传统绘画道路上的一条纵线，很深远。他的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传有承。在绘画上，我们反对标新立异，因为标新立异不是创新。理性地看，目前天津哪一支山水画是最好的，是最出作品、出人才的，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们可以深入、反复地研究。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顺着中国传统这个主线，将王颂余先生有发展的、融入生活的艺术传承下去。

何东：《中国书画报》作为专业媒体，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对老艺术家们艺术发展脉络的研究。王颂余先生搞艺术创作从不为名、不为利。面对当今书画界的浮躁现象，我们更应该学习王先生的这种从艺精神。此次展出的作品虽然尺幅比较小，但是能看出老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探讨是非常踏实的。尤其是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宁静、安逸的气息，是现在的很多作品所缺少的。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特别有意义——我们把认真学习和贯彻习总书记报告所提到的发扬传统文化精神落到了实处。如何在新时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这方面可以在王先生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创新不是突变的，而是循序渐进、逐渐转化的。创新应该是在传统中发展，而不是割裂开的。王颂余先生的作品得到书画界的广泛认可，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李耀春：前段时间中国美协开了一个工作会，会上提到美术理论方面必须要加强。今天的研讨会梳理王颂余先生绘画的发展脉络，我感觉对天津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筹备做天津美术大事记。天津的美术发展一定要有个延续，尤其是近现代。王颂余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很重要，我希望咱们一起研究。

杨健君：从这个展览能够看出，王颂余先生山水画新貌的形成是他主动求变、锐意求新的结果。每十年他就有一个主动的变化、发展。20世纪40年代，他不论是取法溥心畬还是取法刘子久，笔墨的精到之处都是从传统中来的。50年代，他求变的思想中已融入对生活的感触，笔法虽然还是“北宗”的工整，但在内容上却加入了时代生活的鲜明特色。60年代，他的笔墨就更加放开了，由工整的、谨饬的变成了写意的、松动的，同时那种时代的新意也更加明显了。王颂余先生的早期作品呈现给观者的是一种“小作品大气象”。作品的构图、笔墨运用都不是拘谨的，对两宋以来正大气象的把握是一脉相传的。总之，王颂余先生的山水画体现了时代风貌，又传承了中国山水画两宋的传统，形成了自己清刚的风骨。

魏云飞：我谈两点体会。第一，在教学上，王颂余先生这套册页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前年在中国美院举办了一个八大美院课徒稿教学展，我采用了王颂余先生的课徒稿作为展示。之后，其他美院的老师们普遍认为天津美院的山水画课徒教学非常适合本科或者基础教学，特点非常鲜明，而且共性大于个性。这一点，也是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强的。第二，各个学校的本科山水画教学会互相借鉴，因而差距比较小。拥有如王颂余这样的老先生是我们的优势，应该更深入地挖掘，理出有天津美院特色的教学思路来。

李旭飞：我认为，我们不但要继承王颂余先生的笔墨技法，更要发扬先生的治学精神。有两点要学习。第一，要学习王先生尊重传统、取法乎上、深入自然、挖掘心源的治学精神。第二，要学习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当年看王先生画画，每一个点都要考虑再三方才下笔。写意是写精神、写意境，绝不是笔墨的快感。我作为王先生的传人，一定尽最大努力将天津美术学院的山水艺术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方勇：王颂余先生的课徒稿非常好，门庭宽博，是最适合作为陆俨少先生提出的“第一口奶”的纯正范本，可以给学生建立很好的笔墨结体基础，使他们能够持续向传统深处研究。于是我连续数年将这些课徒稿作为新生教学的范本，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大家都在说王颂余是“北宗”的代表。我认为，南、北宗不以南北方而分，也不以画面形象而分，而是以董其昌提出的文脉而分。王颂余先生大量的小品恰好能够将他笔墨醇厚的一面呈现出来，这种作为脉络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闫勇：王颂余先生是一位集大成者。他把中国传统国画理解得非常透彻，且最终形成了个人风格。他教学相长，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一位画家的成长经历与他的社会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王颂余先生早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受到了很多国学大家的指点。现在的画家要想在新时代取得成就，必须要多读书，多从艺术修养、文学修养等方面进行锤炼。

张养峰：这次展览呈现了王颂余先生早期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课图稿，展现了一位真艺术家的高远境界，以及一个文化人的自由品格和独立思想。教学稿中的注解、细节体现了王颂余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艺术家当随时代，而王颂余先生恰恰是用笔墨记录了时代。

路洪明：揭示王颂余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是这个展览的主旨所在。对于这种转换，之前有理论家展开过讨论，有的认为王老画风该变，有的认为不该变。今天借王先生在黄山写生后创作的一幅山水画上所题王维诗句“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来谈谈我的看法。这两句恰恰暗喻了王先生的变与不变。到黄山去写生大家深有体会，山石本身相对来说较少变化，可以说它的境象是不变的；但等到云雾升腾，部分或全部遮掩了它的时候，景象就变了。这种变是表象的幻化，不变的是黄山的石骨。由此我个人浅见：我们看到王先生绘画面貌上的变化仅是表象的，实际不变的是王先生知识分子的风骨。落实到书画艺术上，他对中国传统笔墨本质规律的认识是不变的，对“骨法用笔”的强调是不变的，对华夏文脉的传承是不变的。看过这个展览，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之前思考的关于王颂余先生艺术思想、教学理念的问题落到了实处，收获很大。

王慧智：我在天津美术学院读本科及研究生时，都是跟随王颂余先生学习的山水画。王老师在培养人才上能够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总是将学习山水画的正确方向传授给学生，而从来不会用自己的个人习惯和风格面貌去影响和限制学生的发展。他在教书育人时更重视对学生德育和品行方面的培养，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的一生从来不会为争名夺利而费心思，这与现今社会一些所谓“名家”形成鲜明对比。他为人低调、、谦和、大度，经常教育我该如何做一名有高尚人格的画家。回想这几十年我从事山水画创作及教学的历程，都离不开我的恩师王颂余先生的教导。

陈福春：这次展出的王先生的早期作品和教学手稿，已经明显地传达出一个信息：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语言转型和演进是完全走得通的一条显路。他对传统的敬重与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加之对中西文化的了悟，成就了这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成功。只可惜因种种原因，先生的理念与实践没能广布，且跟进者寡。这无疑是当代画界的一大损失。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及时性彰显了策展人的一种眼界、一种胸襟——回望传统，放眼未来。

王伟毅：这次展览的一百余幅作品，是王颂余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创作的，包括早期临摹的传统山水画、中年时期的写生及课徒稿。有论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王先生“从临摹向写生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是他“厚积薄发”的积累阶段。但是所谓的“厚积薄发”绝非是单纯技术上的，而是他恪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精习传统，写生自然，却又笔底独运心源的结果。这些作品绝非是一种“过渡性”的习作，其传达出的鲜活感、生动性胜于晚期作品，是其山水画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王颂余先生这段时期创作的作品，其艺术价值有待于重新发现。

白鹏：王先生学养深厚，深受传统文化之影响。他的学习经历与其到天津美术学院后的执教经验，使他对“师傅带徒弟式”的门户教学和学院式教育的利弊得失了然于胸。故而，他在教学中能让学生抛却门户之见，不以学习自己老师面貌为能事，而是让他们深研传统的画理画法，结合学院教学的综合优势，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心性去发展。受这一教学体系影响的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中国书画报》